我(wo)們(men)祖(zu)先(xian)應(ying)用(yong)飲(yin)食(shi)養(yang)生(sheng)保(bao)健(jian)的(de)曆(li)史(shi)悠(you)久(jiu),源(yuan)遠(yuan)流(liu)長(chang),它(ta)伴(ban)隨(sui)著(zhe)人(ren)類(lei)的(de)生(sheng)活(huo)實(shi)踐(jian)逐(zhu)漸(jian)發(fa)展(zhan)起(qi)來(lai)。原(yuan)始(shi)人(ren)通(tong)過(guo)長(chang)時(shi)間(jian)的(de)嚐(chang)試(shi),逐(zhu)漸(jian)把(ba)一(yi)些(xie)天(tian)然(ran)物(wu)產(chan)區(qu)別(bie)為(wei)食(shi)物(wu)、藥物和毒物。據《淮南子·修務訓》記載:“神農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這裏所指的“毒”就是泛指食物、藥物和毒物的天然品。“七十”則也是泛指許多品種。
有意識對動物、植物、礦物等天然產品的品嚐活動,乃是原始人的最普通的賴以生存的活動。同時對飲食保健知識的積累,乃至對古代養生學、營養學等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也正是我國古代文明的重要內容之我國的飲食保健和治療概念來源於遠古,從來有“食藥同源、同理、同用、和同效”的說法。因此,食療的起源也被認為與醫藥的起源是一致的。
由於社會的發展和客觀的需要,公元前5世紀的周代,出現了專職從事飲食調理工作的“食醫”。這(zhe)種(zhong)食(shi)醫(yi)為(wei)內(nei)外(wai)科(ke)醫(yi)生(sheng)等(deng)之(zhi)上(shang)的(de)醫(yi)師(shi)。從(cong)上(shang)可(ke)知(zhi),飲(yin)食(shi)治(zhi)療(liao)經(jing)過(guo)原(yuan)始(shi)社(she)會(hui)和(he)奴(nu)隸(li)社(she)會(hui)的(de)漫(man)長(chang)歲(sui)月(yue),由(you)萌(meng)芽(ya)而(er)漸(jian)趨(qu)形(xing)成(cheng)雛(chu)形(xing)。到(dao)達(da)周(zhou)代(dai),當(dang)時(shi)統(tong)治(zhi)階(jie)級(ji)為(wei)了(le)保(bao)護(hu)他(ta)們(men)的(de)健(jian)康(kang)和(he)調(tiao)製(zhi)適(shi)宜(yi)的(de)飲(yin)食(shi),開(kai)始(shi)設(she)置(zhi)食(shi)醫(yi)和(he)食(shi)官(guan)以(yi)專(zhuan)司(si)其(qi)事(shi)。《周禮·天官》記有:“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人,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食醫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六饈、百醬、八珍之齊。”後世有古人注解說:“齊者調和其味,使多寡厚薄,各適其節也。”由此看來,當時的食醫負責國家元首的飲食設計、製作各種美味佳肴與保健醫療飲食工作,以此來主持“養護之道”。也許周代的食醫可算作世界上最早的營養師了。
到了周秦朝代,飲食營養和保健作用問題更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周易》有“慎言語,節飲食”;《尚書》有“八政,一曰食”等記載。《山海經》收載了幾十種保健養生性質的飲料與食物。如有一種叫“何羅”的魚能治療“癰瘡”,有一種叫“青耕”的鳥能預防疫病。公元前81年西周時期成書的《鹽鐵論》一書曾有“枸豚”、“韭卵”的記載,枸杞子和嫩豬肉,韭菜和蛋品組成的保健食品,可能是當時流行的藥膳菜肴。而《後漢書·烈女傳》所載的東漢史即有“藥膳”一詞的記載“母親調藥膳,思情篤密”。迄今為止,這是“藥膳”概念最早的記載。《本草綱目》在 “白芍”條下也指出:“製食之毒,莫良於芍。”白芍能否“解毒”?近年來國內做了大量研究,證明其確有抗黃曲黴素的作用,於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以白芍為主體的保健飲料,如“健康樂”、“少林可樂”、“天府可樂”等應運而生,並暢銷海內外,曾享譽一時,受到廣大食客的歡迎。但遺憾的是,這一項科研成果未能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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